我的父亲生于1901年，算得上是晚清的人了。三十多岁就去外地当私塾先生了。解放后回乡，在陡沟商店任职员。我从记事起经常到店里去喊父亲回家吃饭。隐隐记得店里人不多，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他们不会算账，柜台上一把算盘都是我父亲在使用。我还没上学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会用算盘打“小九九”了。
父亲身高一米七几，五官端正，晚年视力不好。老见他在瓜皮帽帽檐下夹着用纸折出的帽檐挡在眼的上方，说能收住光。平时看书时大都在阳光下，阴暗处是绝对看不清书上字的。
在我六七岁时会见到一些有冤情的亲友们上门找父亲写诉状。影响最深的是每年送灶以后，本街区的家族成员或邻村不识字的农户拿红纸找父亲写春联的就多起来了。他用铅笔将送纸人的姓名大小门数量及方位记在红纸的反面，叫来人除夕前来拿。往往要接上百家的红纸。从腊月下旬开始等，一直要等到除夕上午，各家纷纷拿去。自家的春联都是最后完成。晚饭前点灯贴上。为此父亲常挨母亲唠叨，说只顾替人忙，家中大事小事都被耽搁等。父亲也不生气，总是解释说人家不识字才有求于我，一年不过这么一回。千万不要得罪人。母亲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年关事情多，母亲实在一个人忙不过来，才会抱怨两句。
我家对门染坊的对联字大联长，染坊大门高有三米，一张红纸对折裁开接起来才够半副春联。父亲往往在阳光下铺块长木板，将纸放在上面，用一圆铁筒旁边开一小孔，将筒倒扣内点一盏煤油灯，灯头直冲筒底，将磨好的墨汁倒在筒底上，立刻筒底上热气袅袅。因是年终岁尾，室外零下十来度，若不如此，墨水结冰，毛笔尖冻成冰棍，无法书写。父亲说冬天就要用这种方法，名曰“暖砚”。我清楚地记得染坊年复一年从未变化的春联内容是：鹅黄鸭绿鸡冠紫，鹭白鸦青鹤顶红。后来我父亲老了，眼真的看不见字了，我就成了接班人。染坊对联或族中对联皆由我写了。当然我的字比父亲差了不少。他们也乐意叫我写。这第一是对他们来说已成习惯，第二也许是因物以稀为贵吧，求人不易，求我方便。父亲替人写春联，我是他的得力助手。从腊月中旬往后一直要忙到除夕上午。我墨磨的右臂都麻木了，手面冻得像半边小馒头。我从不叫苦。父亲有时看得心疼，把我双手拉近，放在他棉袄贴胸处焐，一直焐到我双手回暖。当时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幸福。父爱如天啊，我真的感受到了。
我的家算是穷人家，住房是一明一暗两间长不足八米，宽不足三米的土墙草面的低矮小屋，外加一小间一檐坡的小厨房。厨房上连门都没有，锅灶常被夜游的猪狗弄翻。屋内一大一小两张木板床，大的放在明间，父母住，小的放在暗间，那就是我的卧榻了。明间后墙有一张小方桌，四只小板凳。小板凳也不是太完整的，不是这个少了条腿，就是那个面子裂开条缝，因为它们使用率太高，白天晚上上面都坐着人。我父亲会讲书，小屋里整天坐记了人。床面上，板凳上坐记了人，就从外面找块砖头垫在屁股下。屋内实在坐不下，我家门口一盘石磨的圆形磨槽边都坐记了人。当然那都是些青年人坐的地方，岁数大的都在室内。抢先到屋内占位置的个别青年人，见屋里来的年岁大的没处坐，也会主动让出，这种敬老的风气还是有的。来我家的老听客有行医的朱二先生，挑八根系（贺郎担）的标哥，开染坊的赵姑爷。还有本族中的三大爷，因他行动迟缓而稳重，人送绰号“老黄牛”。最少有十多个人，这些人除生灾害病或走亲访友外，那是每天必到。晚饭后一直等到十点之后，我年少脾气大，会催他们早些回家，他们不听，再催二次，甚至三次他们才悻悻离去。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煤油按月供应，我家用的煤油是供应量的两倍还多，亏我在商店工作的小姐姐能买点计划外的煤油带回家弥补不足。来人多抽老旱烟，因此我家两间小屋整日烟熏火燎，我从外面乍进屋内常被呛得泪流涕零。两间小屋的墙面屋顶见不到巴掌大的本色，乌漆墨黑。
室虽陋小，人情味却特别浓。爱听书的村干部，当地的个别社会名流，街坊邻居，经常把这小屋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没有电视，更不谈手机电脑这些二十一世纪的科技产品，就连看场地方淮海戏都感到十分奢侈。能听到我父亲有板有眼成篇累牍地演讲《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七侠五义》等大板书，那就是最大的精神记足了。一到开讲，记座鸦雀无声，讲到英雄得意处，一片啧啧称奇，如“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讲到英雄失意时便扼腕叹息，如“关云长夜走麦城”。讲到《三言二拍》里的《蒋兴歌重返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里边不少词句和对白我父亲都倒背如流。讲《聊斋》里的《聂小倩》，《辛十四娘》等篇，讲后加以评说，听客很过瘾。
父亲也有空闲时，如清晨，会半倚在床上吟诗。开始我纳闷，我也听不懂吟的是什么内容，听起来像是在唱小调，后来吟的次数多了，我也慢慢学会了一些吟诵的节奏，父亲见我认真聆听，便对我解释。以前读诗词都是这样。诗歌，这都有一定的旋律，一为增强记忆，二为加深理解诗的内涵。莫怪在无意间听到父亲在吟诵韩愈的《时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句时，表情凄切，尤其当吟到颈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时，以袖拭泪，捻须长叹，为韩愈忠而获罪的命运深感通情和不平，为作者不顾惜衰朽之身为国上书，冒死直谏的决心而深表敬意和惋惜。
父亲常在嘴边吟诵的诗歌如杜牧的《清明》，曹植的《七步诗》，孟郊的《游子吟》等，吟后常逐字逐句讲给我听，所以后来我对诗词的爱好与父亲对我的口传心授及我平时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在我八岁那年，我二哥家生一男孩，邻居绍贵家几天前也生一男孩，两人通一天到我家叫我父亲替他们家小孩分别起名。父亲略加思考，对邻居说：“你家小孩叫兴铎吧，绍鼎（我二哥）家小孩叫兴号吧。”二人如获圣旨，各自回家向妻子汇报去了。不一会绍贵火急火燎跑到我家找父亲理论：“我老婆说大爹替我家小孩起的名字不好听，偏心为自已孙子起个好名字，叫你把这俩小孩名字换一下。”父亲的眼笑成一条线，指着绍贵：“此皆妇人之见。铎乃和尚面前敲打的一种乐器，是打击乐器，号是拿在手里吹的吹奏乐器，都是响器，有何不好？把手伸来。”父亲用铅笔把“铎”字写在绍贵手心，叫他找当时的教书先生看一看，问此字好不好。下午绍贵笑眯眯道我家：“大爷起这名字真不孬，教书人都问这是谁起的名字，我说是您起的名字，他们说这里除了您没人能起得出这个字。我老婆不知好歹，大爷您别往心里去。”父亲捻须大笑：“不计较，不计较！”
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夏绍荣1940年参军，刚刚二十岁。1945年在解放泗阳县城时牺牲。我是1948年出生。大哥牺牲时还没有我。我在家中最小，深受父母宠爱，每与二姐拌嘴，挨批评的都是她，无论她错还是对。因此二姐见我就生气。与她抬水时，她总要把水桶往我这边挪。我个子小总在前走，她在后面有意一冲一冲的，两人步伐不一致导致水桶四处乱晃，一桶水到家只剩半桶。我赌气地把扁担往地上一撂，向父母哭诉，二姐总是免不了一顿批评。
从我记事起，没见过父亲对我哥姐们疾言厉色地大声斥责过，更没打过他们一棍或一巴掌。因为二哥三哥早已成家立业，分居在外，大姐出嫁时我还年幼，印象中家里就没有大姐。大姐家婆家离我家单程四十多里年把半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当时交通不便，除非家里有大事如侄儿结婚，侄女出嫁或者父母其中一人生较严重的病，找人送去，大姐和大姐夫才能回来。后来我长大了。十八九岁时去大姐家玩，大姐也十分疼我，想方设法弄点好的让我吃，就像对待她自已小孩一样。我比我外甥只大六岁。长兄如父，姐大如母，此话一点不假。
父亲为人忠厚，不与人计较得失。从教数十年家中并无积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虽不富有，一家人却和和睦睦。父亲在一九七七年因病辞世了，留给我的只有一只破旧的书箱。内有《康熙字典》一部、五本十卷的《尺牍大全》、一本线装的《幼学琼林》《三国演义》、一部古L竖行书的《聊斋志异》及其他几部古书。这就是他一生的全部家当了。就因为有了它们，对我以后的成长起了关键作用。父亲离我们而去有四十年了，偶尔在梦中还见到父亲生前坐在床上对听客侃侃而谈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没有留下一张父亲的照片。直到父亲离世，陡沟还没有一家照相馆。我深感内疚，九泉下的父亲也决不会怪我不孝的。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