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年这个冬天，对于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来说，是他们来到亚洲后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一个冬天。虽然巴达维亚并无四季之分，但是在这个理论上的冬天，城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们都感到了丝丝寒意。
有许多人都不明白，原本看起来还算融洽的荷中关系，如何会形势急转而下，变成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虽然返回巴达维亚的驻北京代表威廉.基克声称，这是东协几个成员对于巴达维亚挑起的有预谋的冲突。
但是稍稍有些智慧的人就能看出，在东协内部中国和公司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力量，没有中国的出头，其他东协成员对于巴达维亚根本造不成什么威胁。而荷中保持友好关系的话，也没有人敢跳出来挑战巴达维亚在亚洲的利益。
从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征服这座爪哇城市之后，荷兰殖民者就开始按照家乡的城市格局改造这座沿海城镇，他们挖掘运河、修建城堡和港口，将巴达维亚变成了一座呈几何对称形状的新城镇。
但是这座新兴城市的出现，同吃苦耐劳的华人移民是分不开的。毕竟当荷兰人征服这座爪哇港口小城时，附近只有人迹罕至的沼泽地，而爪哇岛上的**王国也并不希望荷兰人在此地定居下来，自然不会让自己的人民帮助荷兰人修建这座城市了。
正是仰赖于首任总督从四处招募来的800多名华人，凭借着华人在当地土著中的特殊身份，才能深入到爪哇深处砍伐木头，采集珊瑚石，烧制砖块，才为巴达维亚建设的初期提供了足够的建材。
而华人高超的工匠技艺，也使得巴达维亚城内的运河开挖和城市建设工作能够超出荷兰人的预期完成，可以说没有华人，就不会有现在的巴达维亚。
在巴达维亚还叫做嘉雅卡塔的时候，横穿城市中心的吉利翁河就已经将城市分为了两半，河西是当地土著人的居所，而河东则是华人及外国的居住区。当荷兰人占领这里之后，土著人的居住区被移为了平地，荷兰工程师西蒙.斯蒂文重新规划了城市。
他将新城市设计为方形，吉利翁河被修整成了可以容纳船只直接行驶进入的河道，在吉利翁河的两侧还设计了几条细小的运河，以方便小船运输货物。城内运河的两侧都设有9米的步道，这就是一座典型的荷兰式的运河城市。也被西蒙.斯蒂文称之为理想之城。
中国人被迁移到了运河的西部，荷兰人则占据了中国人修建好的居住区，并在吉利翁河河口东岸修建了巴达维亚城堡。到了1635年，这座理想之城的雏形已经出现，而绝大多数的功劳要归功于华人。就算是现在，这些华人还在努力的改造城外的沼泽，试图把城外的沼泽地变为农田和果园。
如今，巴达维亚的城市人口大约刚刚一万出头，其中欧洲人超过了一半，华人则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但是华人对这座城市的贡献和重要性，都超过了这座城市内的欧洲人。当这些华人的祖国向巴达维亚发起了战争，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又怎么会不感到焦虑呢。
刚上任不久的巴达维亚总督安东尼·范·迪门，在收到了威廉.基克、普特曼斯先后带回的情报之后，就发觉自己陷入了两个极为头疼的麻烦之中。
第一个麻烦就是，巴达维亚的公司职员并不都是赞成他对于中国采取的强硬姿态的，大多数人都还是希望保持现状，虽然公司没法垄断中国货物出口欧洲的贸易航线，但是凭借着公司强大的航运能力和阿姆斯特丹在欧洲的商业中心地位，公司对于其他各国的中欧贸易航运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
因此听说佐渡岛事件引发了中国对于巴达维亚的敌对后，不少人还在叫嚷着应该把引发佐渡岛事件的范.德里恩送给中国处置，以挽回双方的友好关系。这一声音随着普特曼斯带回的舰队遇袭及热兰遮城遭遇攻击的消息，方才渐渐平息下去。
但是安东尼·范·迪门知道，这并不是代表这些公司职员们已经站在了他这一边，而是大家已经做好了，事件处置不当招致公司利益受损的话，那么他就得为这次事件负责了。虽然在这样的局面下，他暂时获得了处置这一事件的全部权力，但也将自己逼上了绝路。
在公司总部得到这一消息派出的特使抵达巴达维亚之前，他必须要解决和中国冲突的问题。否则以他对公司高层的了解，公司抛出的替罪羊将不再是范.德里恩先生，而是要用他来平息中国人的愤怒了。安东尼·范·迪门自然是不愿意面对，自己努力了大半辈子却一夜沦为阶下囚的悲惨结局的。
但是想要用武力迫使中国做出退让的话，他又面临了第二个麻烦，那便是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人居民。一旦巴达维亚向中国宣战，他无法保证这些华人是否还会如以前那么顺从于荷兰人的统治。而为了保证巴达维亚的安全将这些华人驱逐出去，又会直接导致整个巴达维亚城市的瘫痪，毕竟这些华人是巴达维亚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于是在1636年正月十五，也就是华人所谓元宵节的日子里，安东尼·范·迪门在自己的别墅内招待了华人甲必丹苏鸣岗，希望这位巴达维亚的华人领袖能够安抚城内的华人居民，不要因为公司和中国之间爆发的战争逃离巴达维亚。
安东尼·范·迪门之所以对这位华人甲必丹如此寄以厚望，也是因为苏鸣岗不仅是巴达维亚城市评政院唯一的华人议员，还是他的恩主昆总督的密友。因此范·迪门认为，受到了公司这么多优待的苏鸣岗必然是会站在公司的这一边的。
范·迪门的猜测没有出错，在他和苏鸣岗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谈话之后，这位华人甲必丹回去后就召开了华人社区的内部会议，让原本听到战争传闻的华人居民慢慢的安静了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劳作。
这令范·迪门非常高兴，但他也没有放松对于城内华人和土著居民的警惕。之后他迅速了立下了几条法律：严禁没有获得荷兰人颁发通行证的华人及土著前往荷兰人的居住区；荷兰人日常消耗的物资，由专门指定的几名华人商人统一运输进入荷兰人的居住区内；华人和土人一律不得靠近城墙等。
不过范·迪门不清楚的是，像苏鸣岗这样的海外华人领袖，事实上早已经被大明社会调查部登记造册，并进行了接触和勒令加入社会调查部成为外围成员。像苏鸣岗的小儿子就已经被接回了国内，接受社会调查部安排的教育去了。
在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之前，同荷兰人配合以保护侨民就是苏鸣岗最大的责任，因此他虽然心事重重，但还是配合着范·迪门安抚了城内的华人。
至于范·迪门在安抚了城内的华人之后，终于决定着手解决自己手上最为麻烦的问题了。正月二十七日，范·迪门在巴达维亚城堡的会议室内，召开了一次公司高级职员的会议，商议如何对中国进行反击。
范·迪门在思考了数十日之后，终于还是下定决心要以战争还以战争，他对着在座的公司同僚斩钉截铁的说道：“…《圣经》里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既然中国人向公司发起了战争，那么我们也必需回报以战争。
…祈求和泪水是不能赢得专横的君主国的怜悯的，共和国在欧洲不是早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么。在我看来，中国无非就是东方的西班牙帝国，这个国家在亚洲已经予取予求了上千年，在这个国家的君主眼中，公司和日本、**、暹罗等亚洲国家并无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现在不对这位皇帝说：不。那么不久的之后，这位皇帝就会把他的官员派驻到巴达维亚来，派驻到香料群岛上，向我们征收课税，让我们对他的官吏屈膝奉承，这难道是公司和诸位先生们愿意忍受的吗…”
范·迪门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虽然鼓舞了一些的士气，但依然还是有人不无疑虑的向他发问道：“阁下，我们并无意反对您向中国发起战争的提议，但是您至少应该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应当打到什么程度，打上多久，还有您打算以什么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毕竟公司派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追求财富，而不是发起一场亚洲的共和国保卫战的…”
这名高级职员的发言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在这一片质问声中，范·迪门冷静的沉默着，扫视了一眼会议室内的各位公司同僚，令他们不自觉的收起了声音后，他方才胸有成竹的回答道：“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保住公司在战前的一切权益不受侵害。我想这一点，各位先生应该没人会反对吧？”
范·迪门的反问顿时让众人消停了下来，哪怕有人觉得只要恢复和平让出一些利益也没什么问题，在这个场合也不会公然说出来，替范·迪门解套。
看着众人都彻底安静下来之后，范·迪门才继续说道：“想要让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出退步，那么首先就要让它感到疼痛。所以我们不会按照中国人设想的那样，在他们预先想到的地方与之交战。
我们会在中国最为富饶的东南沿海登陆作战，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等港口，一旦这些地方受到了攻击，中国的海外贸易就起码被毁了大半。我相信，在中国东南民众的抗议下，中国皇帝是会向巴达维亚首先提出和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