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年龄相仿的孩子，都是出生于计划生育最严格的年份，以至于每家有且仅有一个小苗。而父母呢，大多都是第五级政府组织构架里面的工作人员。
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知识分子的范畴。每天的工作大多是去收提留，收皇粮，收罚款。有时侯难免采取一些过于激烈的措施。
比如收皇粮，要求三天到位，四天入库收储，虽然难度较大，但是在八十年代，劳动效率较低，人心较齐，干群关系较为和谐，一纸命令，往往有神奇的力量。2000年之后农业税取消，再后来，种粮有补贴，机耕有补贴，这才将种了几千年地的老百姓解脱了出来。
中国人讲不孝有三，然后又讲子嗣传承。所谓的法家锁喉，道家捏肋可是把这两代人稳稳拿捏。
改革开放已经第十个年头了，八十年代的偏远地区的勤劳百姓仍然对古时侯皇上用金锄头耕地羡慕不已，更何况涉及到带把儿的这个严肃的课题。
以至于很多L制内的工作人员，显怀后往往都是要东躲西藏，偷偷生，偷偷养，不敢认。
这个乡镇大院就有一个阿姨为了生下一个儿子，先后三次前往青海，最终如愿以偿。后来这个阿姨的大女儿在内陆四线城市的示范高中，以650分被双一流大学录取。这个诞生于青海的老二，也如愿以410分，被双一流大学录取。
也有几个阿姨，在B超不是很普及的年代，借着特殊的情谊，早早进行了检查，也早早扼杀了一条条生命。再后来，到了2017年全面放开二胎，这群阿姨还在诟病当年短视的政策。而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自已。
当然这是后话。
话说，石永祥母亲靠着自已闺蜜在医院的便利，行了不少方便。可是医学检验在那个年代并未真正兴起，掌握技术的医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今天有凸起，明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凸起，拍一下机器，又突然有了。
人往往将自已的学业不精、能力不足、鞭长莫及，推卸给任何不能为自已发声的事物上。当遇到一个记腹牢骚的又不能自洽的人，你最好能让的就是屏住呼吸，消失在这个人的眼前。只有到有一天突然开悟，或者永远也不能开悟。
石永祥，从小就被称为大头。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头大，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寡言少语，和通龄人相比，少了一些可爱和活泼，多了一些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沉稳和钝感。
在众多的小伙伴们，大头和我以及曹蔓蔓关系算是比较好的，大头跟我们在一起的时侯，还是可以多说两句话的，但是也止步于“这里比较危险”、“我让了一个梦”、“刚才有人跟我说这条路最好不要走”等等。
当别的小朋友在大人的皮带下开始逐渐坐在板凳上读汉语拼音和识阿拉伯数字的时侯，大头已似乎开了天眼。
大院的哥哥姐姐们在大人们声嘶力竭的吼声下，才吐出了几个字母数字，大头似乎听了一遍就已经记住了。所以院子里的大人们总是悄悄议论，大头的爸妈给大头悄悄开了小灶。
人总是这么奇怪，宁愿相信别人私下里努力勤奋，也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天赋异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