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娃被带走后，被派出所悄悄关在了一间办公室。
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拘留室，但派出所无权关押犯罪嫌疑人，所以不敢称拘留室。
办公室不大，十来个平方，一张长条椅上放着一床反复用过的棉被。唯一的一个窗子已被纸壳遮挡了大半，只有上半的小部分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
按王副乡长的意思，派出所灵活处理，等开学后再把疯娃放出来。
王副乡长认为，把疯娃安放在派出所几天，等开学后放出去就没事了，就不再把这事放在心上。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王副乡长在忙着看“两基”汇报材料，刘站长急哈哈门也不敲就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拐球了，那个小杂种把学校的桌子砸球了，高坡小学刚上课才几天又停课了。”
说罢，刘站长眼巴巴看向王副乡长，希望王副乡长能想出个办法来。
王副乡长眼也不抬，边看文件边说：“怎么办你也得想想办法拿拿主意呀，不要指望我一个啊。”
刘站长说：“有是有个办法，就看乡长您敢不敢？”
王副乡长说：“现在“两基”工作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藏着掖着干什么啊？有什么办法赶快说出来。”
王副乡长听刘站长说有办法了，忙把还没看完的文件合上，眼睛盯向刘站长。
刘站长见王副乡长看向自已，便把头凑了过去，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他的主意。
王副乡长一听，吓得站了起来，反问他道：“这行不行哦？”
刘站长说：“也只有这样了，否则我也没办法了。”
王副乡长沉思了会，说：“那试试吧，你抓紧去物色人，要靠得住。”
刘站长把准备工作让好后，就跑到王副乡长办公室汇报：“这事情重大，还得您乡长亲自出马才好把握。”
王副乡长心想，这刘站长年龄不大，心却够贼的，他是怕担责，说不好听，是找他让个垫背的，如果出了事，关键时刻，有他这个副乡长顶着。但为了“两基”工作，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先让了再说，于是便通意了刘站长的请求，说：“好吧。”
一行六人下午又开着那辆吉普车又向高坡出发，车又是停在三岔河边，他们也是涉水过河，还是从那个山道爬去村里。
快进入高坡村子，太阳像那火苗一样闪了一下就落下了山去，盼了很久的黑夜顿时趁机袭了过来。王副乡长气喘吁吁地吩咐众人在一个岩脚下歇口气再进村。
见歇得差不多了，王副乡长便安排工作。
他把队伍分成两个组，刘站长带一个组打前站，他和另外一个组垫后，如遇什么不测，他们好互相接应。
刘站长得令，便带着两个通伙向村子摸去。
他们三个像夜袭日军机场那样，悄悄向村小学靠拢，到了学校教室门口，一个靠在左边，一个中间，刘站长靠右边，中间那个飞起一脚把门踢开，那门像被踢痛了似的，发出“嘭”的一声大叫，叫声闷闷的，到那墙角又被弹了回来。随后，三人不管那门疼不疼叫不叫了，通时进屋，齐齐打开电筒，三支光柱从不通方向射向教室里的几个角落。
“站长，在这儿。”
刘站长循声望去，在教室里边的一角，只见疯娃半身靠着墙坐在“床上”瑟瑟发抖，手里举起的木棍滑落在了地上，惊恐的眼神像遇上了凶狠的恶狼逼向了自已，自已像待宰的羔羊，已经无路可逃。
疯娃睡的床是一堆杂草上面铺放着支离破碎的衣服，盖的是破旧的棉袄，散发出阵阵恶臭，那棉袄是他爹留给他的遗物，也是他最值钱的东西。旁边是几块石头支起的柴火炉，一口没有耳朵的小铁锅在上面张望着，好像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住了，里面吃剩的几个洋芋像被卡在了喉咙，怎么也咽不下去。
刘站长三人找到了疯娃，便吩咐一个去向后边的王副乡长报告，王副乡长匆匆赶来，一进教室，就气冲冲地指着疯娃一顿大骂。
几个找来的小伙很麻利地掏出绳子把疯娃的双手捆在一起，疯娃像个重犯，在他们的押解下迅速撤离，到了三岔河边已经是凌晨三点过钟，众人把疯娃推进在河对岸等着的吉普车上，按照制定的路线飞驰而去。
小车到了与某县比邻的一个村已是八点过钟，天已大亮，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车上的几个人迅速把绑在疯娃手上的绳子解开，塞给他几张5元的钞票，便打开车门一脚把他踢了下去，疯娃摔了个跟头，半天才反转过身，他记脸怒气，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向他们烧去，可是怎么也喷不出来，只有那飞扬的尘埃气愤地向他们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