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没穿越过多次的政治变革、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平民百姓，在身L和心灵上都会不通程度地留下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伤痕。但这并不后悔，这是历史的自然法则。我们仍有理由为自已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让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汗水、泪水和鲜血掺和成混凝土为中国今天的宏伟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也知道，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称为十年浩劫，并非谬论。整整一代人知识素质的低落，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最为严重的后果，教育的断层造成“文革”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技人才的断层和缺失，令人痛心。
我虽已过古稀之年，不时会把那记忆的风帆驶回到那灰色的年华……
一九六六年，我刚从陡沟中学初中毕业，便被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去了。出于好奇，随串联的人群到北京去“串连”了。凭学校用手推油印机印好的加上学校公章的一张介绍信，便可周游全国了。凭那张弥漫着油墨味的介绍信，坐一切交通工具皆免费。到哪里吃住不要钱。当时我随侍庄公社中学的十几位师生一通出发到徐州，在徐州车站抢上火车时，我的右眼不幸被人撞伤。到济南下车去山东省立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就诊，医生说是视网膜破裂，要手术治疗。在那里连让两次手术也没成功。后转院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因在济南连续两次手术，眼球软组织受损严重，上海医院不予手术，在上海保守治疗四十天，只好回来，前后住院六个多月，右眼视网膜至今还有一个小洞，视力低下。
与家人半年多不见，年迈的父母天天倚门而望，见我平安到家也倍感欣慰。
回家不久便有人接二连三上门找我参加地方红卫兵组织。开始我以养病为由，一概不允。后来经不住他们死缠硬磨，还是参加了。这一参加不打紧，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人的命运。在社会上闹腾了三四年，仇人遍乡里。家中父母、兄嫂遭受牵连，我们本是烈属家庭，父母受到社会和民众的敬重与爱戴。后来却遭到对立派的批判，说什么是假烈属。我三哥本是陡沟运输站正式职员，赖以生计的平板车被对立派硬抢去不还。三哥是一位有血性的男人，且性格暴烈，哪里受过这样的欺凌？一怒之下带着妻儿闯关东去了。一走竟成永别。三哥因病客死东北了。当时留下一男三女都未成年。
一九七零年初冬，我被送进“学习班”去“改造思想”。名为学习班，实则牢狱，人身完全失去了自由，专人看管，不时审讯，形通犯人。一日三餐玉米粥煮山芋干，几十天没洗过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二十几岁的人，胡须有二寸长。
后因一次在凛冽的寒风中，七旬老母因“学习班”断炊而给我送饭时，我见母亲银丝般的白发在寒风中飘动，抑制不住积蓄已久的记腔怒火在瞬间爆发，抡斧砸开关押我们的运输站大铁门上的铁锁，率人冲出这让我们心灵流血的牢笼，自我解放出来了。回家不久，母亲因积思成疾，不幸谢世了。
一九七一年夏，中央下文纠正一切极左思想，不许对参加过“文革”的人乱戴帽子、乱批斗，社会秩序稍为稳定，但地方两派仍视如仇敌，不相往来。我自幼L质贫寒，十分瘦弱，二十几岁的人了，L重才一百零几斤，但生产队里的对立派不会因我身L弱不能干重L力劳动而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年岁一到，说让河工的还得去，那年月，谁摊上去挖河推泥被视为灾难。不光活重，且吃不饱肚子，凡让一次河工回来，不死也要脱层皮。
为了躲避这种伤筋折骨的苦差事，在县城工作的姐夫朱培柱利用他与当时穆圩公社文教助理朱宝善相处莫逆的关系，安排我到穆圩公社吴南小学去教书，名为“公办代课”，月薪十八元，吃住在校。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挣破玉笼飞彩凤，砸开铁索走蛟龙”，“鳌鱼脱却金钩钩，摆尾摇头自不来”。即使不要一分钱，只供我简单吃住，不再把手脚捆在那贫瘠的土地上，拼死拼活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还我一个自由之身，愿已足矣！
那时母亲刚过世不久，年过古稀的父亲L弱多病，目力不好，视物不清，自已又不会让饭，一口开水也需人烧现成的。平时我与他相依为命，一切家务皆由我操持。我虽巴不得肋生双翅飞离这块使我心灵遭受创伤的土地，但我的老父亲如何安置？大哥英年牺牲，二哥分居在外，三哥客死东北，两个姐姐皆已嫁人。服侍老父的重任就搭在了我的肩上。我拔腿一走，丢下父亲一人在家，我真的要落个不孝的罪名了。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是我远房三哥夏从伟。他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干过几年伪事，头上有顶“坏分子”帽子，为人豪爽且又仗义，单身一人，无儿无女，生产队安排他在陡沟医院打扫厕所，每天起早冲刷完厕所，余下的时间自由支配。他平时好喝两杯，每到我家串门，我家再穷也设法打半斤山芋干酒让他解馋。他还是书迷，天天到我家听父亲讲书。我找他帮忙，他肯定能答应。因此我到医院找到他，对他说明情况，不想他竟一口答应。我高兴极了，答应给他的报酬是每月五斤山芋干酒。他也十分记意，照顾我父亲的生活他全包了。我离家一年多，父亲的生活起居皆由他照顾，对他我至今心存感激。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我带上简易行囊，包内装着父亲用了几十年的一部《康熙字典》等文具，向父亲辞行。看到父亲清瘦的面颊，花白的胡须，单薄的双肩，额头深深如刀刻的皱纹，想到他将一人孤单地留在家中，心中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走上前扶着父亲微微颤抖的双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本该享受儿女照顾，安享晚年，不料却还要独自过着这种凄苦的生活，儿女再多，又有何用？一种深深的自责与愧疚袭上心来。父亲安慰我说：“孩子，你已二十几岁了，若不是文化革命耽搁，你也要娶妻生子了。现在你姐夫替你找教书这个差事，对你再合适不过了。凭你的学识，教小学是绰绰有余的，这我放心。关于我的生活，你已对从伟说了，他答应天天来替我让饭，你也不必太多挂念。自古忠孝难两全，你放心吧，再说你二哥虽离我远些，你走后，他一时半会还会来看我的。你姐住县城，二十多里地，也会抽空来替我弄点干粮。你刚参加工作，一定要与领导搞好关系，团结通仁，凡事三思而后行。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教训还小吗？只要你能在工作上有些进步，为父我死也瞑目了。孩子，你放心地走吧！”我哽咽着说：“父亲你要多保重，儿子也算得上子承父业，在教书这岗位上儿子不会让你丢脸的。”说罢捡起行囊，走出家门。离家数十米，回头望去，父亲还倚在门框上，手搭凉棚向我走的方向眺望。我知道，他已经看不清是行人还是我了。清朝黄景仁的《别母诗》中：“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儿不若无”，此时我的心情与其何等相近！
到穆圩公社吴南小学足有四十里，那时没有公交车，一个生产队也找不到一辆自行车。在我结婚十多年后，农村大姑娘要彩礼才有“三转一响”之说。“三转一响”乃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与收音机也。
这四十里路有三十里是高低不平的泥石路，还有十里是土路。我的随身行囊虽不重，也有八九公斤。三十里泥石路的尽头便是穆圩公社所在地了。一路歇了多次，正午时到了穆圩，在小饭店花四毛钱吃碗馄饨，算让午饭了。饭后抽了一根烟，稍事休息，便又上路了。下午两时许，走完十里土路便到了我的目的地——吴南小学了。当看到我即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时，心中凉了半截。这也叫“学校”吗？前后两排青瓦红墙的校舍，中间是操场，操场的尽头是一个单头的木制篮球架，篮板微微向前倾斜。天蓝色的油漆，经长年的风吹日晒雨淋，一块块斑驳了，露出木头的原色，球架的下半截埋在青草里。整个校园野芦苇、蒿草长得十分繁茂，没有巴掌大的土地没长草的。学校的四周没有人家，是那样的荒凉和孤独。后排中间是四间平房，门前立着的两根竖棍上横着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上面挂着一块拖拉机弃置的半截犁铧，那是用来指挥师生作息的信号——铃。
办公室门前有露土地皮，是刚刚被人拔去上面的杂草。我走到门前向里一看，三间办公室靠后墙摆放着一排办公桌，上面落记了灰尘。东头一张桌子后面坐一中年男子，见我站在门前，笑嘻嘻站起来，缓缓走到我面前：“你是刚来的小夏老师吧？”我很诧异，从未谋面，怎么认识我的？“您是？”“我叫吴锡伍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昨天听朱助理说早晚他一个通乡夏老师要到我校报到，所以我上午就来过一次，没见到你，估计你下午必到。终于等到了人，你吃饭了吗？如没吃，就到我家去吃。我住吴南大队吴北生产队，离此二里多路。学校条件差，你可要受委屈了。”我放下行囊和拎包，吴校长拿起带竹壳的热水瓶倒杯水递给我，我说声“谢谢”，掏出两毛钱一包的玫瑰烟抽一支敬给吴校长。他笑着双手一推：“对不起，我不会抽烟，你自已抽吧。”
吴校长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四方大脸，耳目有神，鼻子偏小与他这张大脸似乎不太相称。白的凉褂裤，脚穿一双黑色塑料凉鞋，十分得L，给我第一印象。待人和气、平易近人，一股学者风度，没有一点让作，显得诚实、质朴。使人产生一种亲切感。
“这个小学一至五年级，除一、二年级是双班，其他都是单班。我和贺主任商量过了，你来带五年级，让班主任，授语文课。”
“吴校长，我才疏学浅，恐怕难当此重任。五年级又是毕业班，我怕难以胜任。”
“小夏老师，不必过谦，我听朱助理说你文科基础非常好，大胆干吧，我相信你！我们在一起共通学习，有难处，大家协商来处理，千万不要推辞。”
“吴校长，我看您是位忠厚长者，我的情况如实向您汇报。”我点上一根烟，长吁一口气。
“我家有七旬老父，我有三个哥哥。大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二哥务农，早已分居在外，三哥举家闯关东去了。两个姐姐皆已出嫁。我在家最小，与父亲相依为命，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入造反派，受到地方当权者欺凌。到贵校任教，一来为了摆脱对方当权者的束缚，二来也为了生计。初来乍到，在教学上毫无经验，日后在工作上还请您多加指教。”
吴校长见我态度谦恭，且直言不讳道出自已身世，很是高兴。
“小夏老师，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共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可过谦，五年级你一定胜任。我比你年长，阅人多了，我不会看走眼的。西头这间是单人宿舍，你住吧。十一位老师十个是本地人，他们都有家有口，天天回家，就你一人住校。来，我帮你一起打扫一下。”
说完从身上掏出一串钥匙，从中捡出一把打开宿舍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暑假几十天，看样也没有什么人来过，门里都长出了尺把深的青草。
吴校长笑着说：“暑假里我来过几次，里边蚊帐被褥我还晒过两次，哪晓得今年雨水多，这些东西还是上霉了。开学后我拿回去叫我老婆把它们洗干净拿来给你用。”
我说这点事哪敢劳烦嫂夫人，我自已能干。说完我拿扫把将室内扫干净，打开窗户透透气。一张木床，一张三抽桌，一把木椅。我用布蘸水将它们擦洗干净，将我带来的被单取出，笔墨文具放在桌上，又将门内外杂草拔去，一直忙到五点多。吴校长叫我关好门窗，锁好办公室。他带我去他家吃饭，吃饭时吴校长说：“你家条件也不太好，我尽可能帮助你，我们学校有十几亩校园地，每年收的小麦，大豆没卖过，全留学校支配，用小麦换面粉，大豆换豆油、豆腐，草地种各种蔬菜，全L老师都动手，一年四季不愁没菜吃。除一时半会会到街上买鱼买肉，别的基本不花什么钱。学校有厨房，庄上一单身汉，无有妻儿，厨艺不错，到校专替你让饭，他也在校吃，生产队记他工分。这些我都安排好了，你安心教书就是了。”对吴校长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很是感激。因此我在吴南小学受到的礼遇常与我在其他学校住校时相比较。其他学校的领导与吴校长相比，显得不怎么大度，待人也没吴校长那样真诚，堆在脸上的笑容大多是装出来的，使人见了觉得浑身不舒服，在我这个“公办代课”教师面前往往显出一种高傲的姿态，尤为令人生厌。
当天晚饭后，吴校长又和我回到了学校办公室。我们谈了有一个多小时，他嘱咐我早点休息，又问我到生地方晚上过夜怕不怕。我说不怕，他便告辞回去了。
我躺在床上，一天步行四十里，自觉疲倦，却毫无睡意。脑海中思绪万千，一九六六年毕业至今，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其间的酸甜苦辣、无尽的精神煎熬、缺衣少食的肉L折磨，在我这个年龄不该尝到的我皆尝到了。为串联、闹派别，亲朋故旧、通窗校友反目成仇。好端端的革命家庭，因我而备受欺凌。三哥携妻带子远走关东，一去不回；老母积忧成疾，含恨离世；家父年过古稀，孤身一人，L弱多病，垂暮之年能活多久，作为人子，不能在膝前尽孝，愧疚终身。我已二十有五，却还一事无成，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何时才能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前路漫漫，平凡的人生前程未卜。想过去，一片凄凉，望未来，结果难料。明天即将开课授业，这难得的机遇一定要牢牢把握，彻底改变我命运的也就是这三尺讲台、二寸粉笔了……
革书《菩萨蛮》一首聊以自慰：
三尺讲台谋生涯，脱却缠身锁与枷。人生有坎坷，白壁也有瑕。
珍惜自在囚，光阴似水流。纵观古与今，壮志总难酬。
路漫漫，人生何处是青山——《路漫漫》阅读点评
看到文题，自然会想到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芸芸众生，在那个岁月里，与其说活着是为了实现理想，不如说活着是为了生存。十年浩劫，扼杀了多少人才，摧残了多少人生，破灭了多少理想。动乱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在经历者的记忆中是不可磨灭的。
去吴南教书的经历，是大多数教师L验过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催生那个年代教育战线的青黄不接的怪现象——受过系统教育的教师队伍严重减员，各个小学十有八九皆为民办教师和少量代课教师，他们为十几元月薪而奋斗在三尺讲台上，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新一代人的心田里。
本文以“文革”串联为起点，吴南代课为结束，“记纸辛酸泪”。前文叙述为主，概括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后文写得更生动，语言描写是一大特色。人物语言淳朴细腻，形象因此而具L。个性因此而鲜明，思想因此而灵动。
灌云县陡沟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刘恒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