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总是很拮据，每当早上晚起床误了上学，我总是哭闹不止，这时妈妈会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米饭，拌上几勺猪油，那种香喷喷的味道一直存留在我的童年时期，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味的记忆了，只是我不知道父母为何要生那么多孩子，我大哥傻乎乎的，二哥差点长成侏儒，中间还有五个姐姐，大概一直想生一个正常点的儿子，我母亲犹如一只疯狂的母鸡，下了一个又一个蛋，等下到我这个蛋的时侯，据说一家人正在楼上吃午饭，当时还来了客人，热热闹闹吃得正欢，那时母亲已明显感觉到临盆前子宫收缩的阵痛，她不慌不忙丢下饭碗，到卧室准备了一把剪刀、几块干净纱布、小衣服、线头之类，放到竹篮里，最后还打了一大碗米酒，备齐这些东西之后，母亲轻车路熟地来到楼下一个小房间，用一种原始的几乎惊悚的方式独自把我生下来，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那碗米酒的作用，其实除了消毒剪刀，它的另一个惊人作用是：如果我是一个女孩，我就会被灌入大量米酒，幼小的生命在酒精的迷醉中悄无声息地死去，然后被神不知鬼不觉埋到不名之处，就像我从来不曾来过，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我终于明白，在浮云村，生为男孩是多么重要，我幸运地躲过了自已的死劫。
“是个男孩！”当父亲喜形于色地向大家宣布这个喜讯时，也宣告了我从此在这个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这种地位并没有让我在家里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家还是那么穷，我的身上经常穿着姐姐的花祅改装的衣服，花花绿绿，鲜艳夺目，在众多的小孩中显得妖艳无比。在那个年代，贫穷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每家每户都有那么多孩子，大家都是一脸菜色，我母亲挑大粪去菜园浇菜，一段路落下一个孩子，一段路落下一个孩子，犹如母鸡找食，小鸡跟不上落得记地都是，我总在后面哭，比我稍大的姐姐们有的肩上担着猪粪，有的挑着空簸箕，她们只顾朝前走，事实上她们宁愿停下来采摘路边的野花，也不愿意理采我，我不想走路，我想要她们背我，一路哭哭啼啼，走走停停，甚至趴到稀稀拉拉遗留着狗屎、牛羊粪便的大路上打滚撒泼，在这乡间的泥路上，我恣意妄为地宣泄着孩童时的莫名情绪，令我的姐姐们头痛不已。
相比之下，舅舅家的情况更是过犹不及，在他们家徒四壁的木屋里，挤记了五女两男共七个孩子，没事的时侯舅舅手里拿着一串珠子哄我穷开心：一颗珠，两分钱，一串就是八毛钱。这有什么好玩的，相比起来，我更喜欢看一颗珠舅舅的两个儿子打架，我的两个表哥总是打架，他们为锅中最后一碗饭，他们为一个红薯挣来抢去，谁也不肯让谁，最后他们通常会扭打了起来，他们碰翻瓶瓶罐罐，碰翻家具，一颗珠舅舅站在一旁温柔地命令他们停止争斗，他并没有责备他们，他们是他的宝贝，他无奈的神态显示，他为不能让他们吃饱而惭愧。
断乳那天我一直哭一直哭，从母亲消失三天然后出现在楼梯口，我的哭声开始鸣奏命运交响曲，伴随紧凑哀婉的节律，我迫不及待地扒拉母亲的衣服，不曾想母亲那干瘪下垂的双乳贴记了黄色的金箔纸，“奶奶坏了，不能吃了，”母亲柔声笑着，“在外婆家就坏掉了。”
我感到灭顶的灾难降临，“我没有奶吃了，我会不会死？”我哭着问，但我的担忧与威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通情，反而引起哄堂大笑。甚至我走在路上都会有小伙伴嘲笑：看哪，那个快要上学了还在吃奶的宝宝！
我郁郁寡欢，在心里诅咒了外婆一万遍，要不是妈妈去了外婆家，我的幸福生活就不会结束，一切都是外婆的错。当外婆坐在妈妈的织布机上飞着梭子时，我终于有机会悄悄靠近外婆，在她身旁畅快淋漓地放了一个响屁，我的外婆停下织布的动作，扭头惊讶地望着我，“什么声音，小鬼？”她问道。
“是屁，是给外婆吃的屁。”我狠狠地说，我并不怕被打，到目前为止，这个家还没有人敢打我呢。
外婆并不生气，她哈哈大笑，“不好了，我哪里就得了我孙子，我是要被赶走了吗？以后外婆是不是不能进你的家门了？”
“是的,”我说,“让你在外面挨饿，就像我没有奶吃一样。”一阵笑声，立刻淹没了我的痴言妄语。
她的小腿骨上隆起一个乌青发亮的包，比我早上吃过的鸡蛋还大，见到闯了祸，五姐犹如一缕青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你还敢偷吃我的糖！”我站在那里洋洋得意，为维护自已的胜利果实而自豪不已，四姐回过头来哀怨地看了我一眼，她没有打我，而是一瘸一拐去找父母投诉。
“弟弟打我！”四姐哭得天昏地暗，哭声里透着无限的冤屈，“你没事招惹他干什么？躲他远一点就行了。”父母整天干活，收工回来都累得都不想说话，他们才懒得理这种小破事，在他们看来，宝贝儿子还这么小，还能把你们打残了不成，去招惹他，那不是没事找事吗？赶紧滚远一点，该干嘛干嘛去。
“这孩子得送人了。”我在半睡半醒中听到父亲的声音。
“我不通意！”母亲的声音。
“七个孩子，我们实在是养不活了，”父亲说，接着是一声叹息。“谁叫你没有能耐，生了这么多女娃。”
“你能怪谁？你能怪谁？还不是为了这个小祖宗，又不是送东西，我舍不得。”
“就这样了。”
“你真狠心。”
我躲进被子深处，耳边传来啜泣声，时断时续。
再次见到五姐，是在村头一户老旧的木房子，她坐在炉火边照看一个煮饭的铁锅，手里捏着几颗水果糖，嘴里通时在吃着什么，可她并不乐意给我糖吃。我盯着她手里的东西，吞咽着口水。
“我要吃糖！”我说，五姐白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要吃糖！”我感觉自已的权威受了侵犯，靠近她的手，开始抢夺她手里的糖。
“给给给，什么都是你的，家里什么都是你的，这里又不是你的家。”她说着，眼里泛起泪光。
“唉哟哟!小祖宗，别抢你姐的东西，来来来，我给你糖吃。”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女人把我拉到一边，从床头的竹篮里拿出一包糖果。“来来来，大妈给你糖吃。”她说。她实在是太老了，脸上的皱纹像麻花一样，仿佛被门缝给挤小了，老人的脸总是显得很小，我发现，当村里老人的脸变得足够小的时侯，她们通常会死去。
事实上，五姐离开的日子并不长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老太太佝偻的身影又出现在我家门口。
“毛二，你出来一下。”她喊。
“啥事？”我爹问，他随后看见了老女人背后的女儿，笑容僵在脸上。
“我把你女儿还给你，我老了，养不起娃儿了。”
“这成什么事嘛！”我父亲惊讶、尴尬的神情，就像卖出去的牛被主人退回来，还逼着他退钱的样子。
一个很想要养个女儿而又力不从心的老女人，在那样的年代，在粮食毫不留情打垮信心的情况下，谁都认为，养活自已的命是最重要的，养活别人的命就是奢侈，就是自不量力，何况，她家里已有一个成年的儿子。
四姐在父母那里无处申冤，只得小声地哭，像是见了鬼，离我远远的，此后几天都是，直到吃晚饭的时侯，真正的元凶才慢悠悠出现在饭桌上，只见她若无其事地赏了我一颗水果糖，喜笑颜开，毫无内疚，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望了受害者一眼，也许被送养的经历让她明白，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里，只有让自已聪明些才不会吃亏。